自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上未知的陆地及海域相继被发现，各大洲通过海运联系在一起，近代文明的序幕由此拉开，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和海运强国开始形成。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大国的崛起必依靠海洋。为了国家的强盛、国民的富有，海运强国之间的竞争延续了500多年。从最早的海运强国葡萄牙到今天的美国，世界发展实践表明，国家安全和经贸繁荣一直是大国海运发展的长期目标，海运强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全球性大国的历史；海运强国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持之以恒谋划和奋斗积累的结果；海运强国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创新发展，就难以构筑与国际政治、技术和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核心能力，昔日的海运强国可能衰落，新的海运强国可能崛起。

　　海运强国的内涵

　　从大航海时代到第二次世界二战，世界列强之间为争夺陆域、海域空间，频繁战争，发展海运船队和全球网点一方面是自身航运与贸易利益需要，另一方面是为国家军事行动、经济安全和灾难救助等重要物资供应提供海上支持。海盗，历史上一度扮演着多重角色，列强之间战争以及海盗袭击等均可导致商船队的巨大损失，海运全球配置的资产需要国家力量的保护。由于造船、航海、气象预报和信息通讯等技术制约，相对于风云变幻、波涛汹涌的大海，航行安全也成为一国进入全球海运业的障碍。海运发展的环境，使得海运全球性发展往往集中在若干列强身上，综合国力、航海人才和制造能力等在航行自身安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多极化成为历史趋势；核武器的诞生，使得人类拥有了摧毁自身赖于生存的地球的能力，客观上使爆发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经贸的发展使海运需求持续上升，而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多表现为综合国力，并在局部战争、各类突发事件和经贸发展中角力；经济社会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海盗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成为各国海军打击的对象，海盗袭击风险大大降低；现代天文、气象、海洋、航海、通讯、导航和船舶制造等技术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开发和利用海运大通道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航行自身的安全风险明显降低，使更多国家得以依托自身要素优势，实现海运业全球性发展。

　　基于当今海运发展环境，对海运强国内涵的认识概括为三个方面：海运强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海运而言的战略定位，“强”在这里表现为形容词，是发挥国家综合实力，在国际海运市场中有效利用全球航运资源、全球化存在和在激烈竞争中形成的强者；海运强国是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更能有效支持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而言的战略定位，“强”在这里表现为动词，体现为与国家综合国力的互动，大国为有效应对复杂地缘政治形势、时有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需要海上战略投放能力、战略资源海运通道安全畅通的支持；海运强国是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对世界海运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具有更大影响力而言的战略定位，“强”在这里表现为名词，体现为“领头羊”作用，他国可指望、可依赖其推动海运服务创新、技术进步、通道与运营安全和良好秩序及生态的形成。基于上述三点基本认识，结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海运发展实践看，现代海运强国就是依托综合国力，在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方面整体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

　　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的含义如图1 所示。

　　海运保障性是国家发展海运的底线，体现为海运的可获得性和经济性。从适应国家对海运的需求角度看，保障性主要体现在常态、非常态突发事件以及战略物资海上运输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作为全球性竞争行业，在正常环境下，商业物资、人员运输均可通过市场选择承运人，经济地完成海上运输。而战略物资和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人员、物资运输，由于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影响等种种原因，往往无法依赖他国运力进行运输；一旦发生某些常态突发事件，海运的可得性和经济性就会面临挑战，直接影响战略物资和关系国计民生资源、能源运输及时、经济地运输，甚至由于种种原因，他国运力不可获取或以极高的代价获取。而对于安全和环境事故，需要及时获取救助能力，将安全和环境事故可能导致的人员、财产和环境损失降至最低；一旦发生战争和维护主权等非常态突发事件，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和盟友运力，并依托综合国力保障海运通道的安全。从实现海运的保障性内部看，首先是形成适度超前基础设施、综合运输能力和支持保障系统，是通过自身经济力量可以解决的国内问题，也是可控的；其次是需要具有直接控制力的国防安全、经济安全船队和特种支持保障装备，以有效应对常态、非常态突发事件，需要国家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支持，部分核心技术和装备具有不可控性，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研发实力和盟友支持；三是对海运通道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需要国家综合国力和盟友的支持。遍布全球的海运网点，有利于国家对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等突发事件快速做出反应。

　　海运竞争性是国家发展海运的经济追求。作为全球化的海运业，竞争主要体现在国际海上运输、码头运营和现代航运服务业等三个方面，其宏观标志为国家服务贸易。国际海上运输和码头运营等直接体现在运输服务贸易，而现代航运服务业，则体现在金融、信息和咨询等服务贸易领域；竞争的微观体现为国际航运企业、国际码头运营商的竞争，即企业国际化经营规模和经营效益。而现代航运服务业竞争主要体现为国际港口城市—现代航运服务提供者集聚规模，竞争的标志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在船舶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聚集规模和结构上。海运竞争的全球性，要求一国立足海运市场周期性和技术经济特性，建立不劣于其他海运大国的海运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和战略性补贴政策，形成良好的海运生态圈，以有效利用国际、国内海运资源和市场，参与全球海运竞争。

　　海运引领性是国家在全球海运治理体系中作用、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追求。引领性源于其海运实力，包括规则制定能力、规则执行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等，这种实力首先体现为海运全球性存在、服务创新、管理与技术创新、维护通道安全和海难救助等方面的能力。其次是对国际相关组织形成和运行发挥积极作用，在相关技术标准、规则制定中具有创新提出、协调推动和维护执行能力；第三方面体现为海运价值观舆论宣传能力，倡导海运开放、竞争、安全、绿色发展，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海运业进步。海运引领性依托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海运发展成就和对世界海运发展的贡献，需要一大批熟了解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优秀专业队伍，包括公务员、企业家、科技人才、海员和国际海运活动家等，是海运人才队伍建设持之以恒谋划和奋斗积累的结果。

　　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相互关系

　　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是从三个角度看相对其他国家海运发展的水平，同时三者又是相互促进的整体。

　　保障性涉及国家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经贸大国均以确保安全为出发点。一个国家海运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就可拥有较大的海运规模和更高的效率，可使国家实现海运的保障更具经济性。而保障性的追求将直接形成技术、经济溢出，为海运竞争性的提高提供支持，本国航运控制权（派船）有利于将本国海运需求转化为海运发展直接动力；在海运发展具有引领性的国家，可通过规则、技术标准等制定，在规范全球海运秩序的同时，可为本国海运发展提供文化认同和舆论认同，提高配置全球海运资源、利用全球海运市场的效率，也防止海运技术标准和规则的调整弱化其竞争性，甚至可能使长期发展积累的成就化为乌有，或成为新一轮发展的负担。而竞争性的提高是把握海运服务与技术创新的前沿的体现，又支持一个国家提出新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进一步倡导开放、竞争、安全、绿色的发展理念；海运支持保障系统、安全环保和法律体系等公共品的建设，维护国际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对海运通道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控制力，其均需庞大经济和技术力量支持，既是大国海运保障性的体现，也直接提升一国海运引领性。海运引领性的提高，将使其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从而赢得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响应，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盟友的支持，从而提高其保障性。

　　纵观500多年海运强国发展的历史，受到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发展海运资源比较优势的影响，一个国家在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均居世界超强状态难度极高，近代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在短时期出现过。在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和地缘政治形势复杂的今天，经贸大国更应结合综合国力、海运定位和自身比较优势，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追求在海运保障性、竞争性和引领性方面整体达到世界前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