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促改革’是此次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35年对外开放实践的一个深刻的总结,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外经贸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行情,问诊)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新提法也是开放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蓝图化,既清晰地勾画了未来扩大开放的前景,也具体地规划了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路径,标志着我国将进入扩大开放的新的发展阶段。
对外开放扩大将“倒逼”改革深化
“此次《决定》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以开放促改革’。”王志乐说,这是新历史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对外开放的扩大必将“倒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从而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35年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开放,我们不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不清楚怎样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成功恰恰是通过改革促进了开放,与此同时,又通过开放促进了改革。”他说,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面临啃“硬骨头”,更需要获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找到深化改革的借鉴,吸纳大量的全球生产要素以及引进新的促进改革的外部动力。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在主动开放的过程中发现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改革,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
自贸试验区将发挥更大辐射带动作用
“一方面《决定》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另一方面又提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这显示,未来我国将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进一步扩大开放。”王志乐说,而扩大开放的一个新重点则是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想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将为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和扩大内外资准入提供借鉴,并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此次《决定》提出要建设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他说,自贸试验区名为“贸易”,实则主要涉及投资的开放。《决定》提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而这正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目前积极探索的改革举措中的最大亮点。
“尤其是《决定》提出,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展望未来,自贸试验区或将在多处建立,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促进改革开放新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迈上新台阶。”他说。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开放
“此次《决定》强调要扩大投资合作空间,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开放,并指出了具体的改革内容。”王志乐认为,近年来,国际上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扩大开放必须打破保护主义,必须与各国、各地区开展全面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架构。
“《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他说,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其中包括拟议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今年7月,中美第五次战略经贸对话结束。作为对话成果,中美双方认识到制定一套包括开放、非歧视和透明度等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经过九轮技术性讨论,我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该投资协定将对包括准入环节的投资的各个阶段提供国民待遇,并以“负面清单”模式为谈判基础。显然,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
他指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决定》中提出的另一项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目前,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积极探索建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我国在坚持WTO主渠道同时,也要更加积极地参与相关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例如TP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区。
他说,《决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其意义不仅限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有利于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互补支撑的格局,在内陆沿边开发开放中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决定》提出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是一个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央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与信心。”他说。
希望深圳继续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前面
“过去30多年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面。”王志乐指出,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改革开放任务,希望深圳牢牢抓住《决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原则,根据《决定》提出的三个路径继续探索,以进一步的开放促进改革的深化,继续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前面。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初见成效,初步形成了以创新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集群。目前广东自贸试验区正在申报,或将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获得批准的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将肩负更重大的改革开放探索任务。”他建议说,希望深圳根据《决定》在扩大准入方面多做探索,对《决定》中提出的“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的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方面都可先行探索,除了引进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外,也可对更多外资放宽准入,吸引外资进入更多新的领域。如教育方面,上海有纽约大学、昆山有杜克大学,深圳也完全可以利用国际一流学校走向世界的趋势,通过引进大学或联合办学的方式,引进这些国际一流学校和现代职业教育,推进深圳教育国际化,为深圳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同时,他认为,深圳的华为、中兴等大型企业都成功实现了“走出去”。未来在“走出去”方面,除了根据《决定》减少审批,使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鼓励更多有实力的深圳企业积极“走出去”外,深圳还可探索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利用完善的法律、会计、投资、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吸引更多其他地区的大企业把深圳作为“走出去”的桥头堡。
“深圳在扩大对港澳开放合作及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方面同样大有可为。特别是对港澳开放合作方面,深圳更具优势。”他说,希望深圳未来的探索,能为其他地区的开放提供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