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海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定位，最早是在2001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时得以明确的。上海总体规划以“国际化”为重点发展方向，通过与世界经济的对接，上海实现了人口、货物、资本、信息的大幅增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要求，此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

　　“回顾这近20年来上海走过的路，我们都深有感触。”在上海两会会场里，许多代表委员感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是党中央高瞻远瞩，领导国家开展经济建设的典型案例，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推进未来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与会代表委员更进一步提出，未来“五个中心”建设，要围绕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进一步提升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提升参与全球竞争能力。

　　金融中心仍将是核心功能

　　“上海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其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放在四大功能之首，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超大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功能。”市政协委员、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尧金仁说。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指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凝聚、配置和激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本、产业、技术、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能力。

　　在尧金仁委员看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推动要素自由流动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体现了一座“全球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创新性、高端化以及开放性等重要特征和趋势，形成了全球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功能和在全球重要的生产要素上更加显著的定价权，以及在全球化配置方面具有重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全球资源配置，金融是关键一环。市政协委员、民建市委副主委汪胜洋说，金融是一个可以突破全盘的关键。对标国际，伦敦、纽约、东京三座城市经过漫长的产业积淀和聚焦发展，最终奠定了自身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金融服务业作为全球城市重要推动元素，在聚集国际资源、推动要素流动、释放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中心仍将是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核心功能。

　　“对标国际成熟市场，上海的金融市场功能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表现在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不足，整体对外开放程度仍显不足。”尧金仁认为，下一步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领域无疑就是要坚持国际化导向，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逐步解决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培育与重塑内生性动力，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不断注入新的动能，提升全球要素流动及其配置能级，让金融要素市场更发达、更活跃。

　　市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战略研究部总经理丁嵩冰谈到航运中心建设，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年世界第一，物流枢纽地位已经形成；洋山深水港区也已确立了东北亚国际枢纽的地位。“从规模的角度看，上海已经完成了航运中心的建设，但在船舶注册、登记、交易及相关法律等航运服务方面，还尚未达到与规模相对应的层次。”丁嵩冰说，“未来，上海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在政策制度方面实现突破，以达成更为充分的便利化。”

　　创新突破实现“弯道超车”

　　“对全球资源配置的控制力代表了城市的基础实力，是城市当前的规模能级、整体实力、国际地位、辐射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城市的创新活力则代表了城市的发展动力，是决定城市未来兴衰的关键因素。”汪胜洋委员说，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以及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将使上海具有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

　　市人大代表、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琰认为，上海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点在科创板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说，科创板给了科技创新企业持续的激励与鼓励，也为证券法的修订与注册制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上海先行先试，既是创新者，也是经验提供者。”

　　吕琰还建议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对标英国、新加坡、瑞士等国，探索金融监管“沙盒机制”。监管沙盒能让金融科技企业在一个较为宽容的监管环境下小范围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监管机构也可以试验针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方式。吕琰说，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条例，为创新主体提供法律保障。

　　对于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民盟市委进一步建议，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金融科技峰会，打造上海金融科技品牌，研究实施覆盖各类金融科技企业的财税扶持等政策，尤其是要依托上证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机遇，优先支持从事金融科技前沿、底层及关键技术研发的企业上市。

　　市人大代表、联合利华中国集团中国区税务副总监姚键说，为建设经济中心，上海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尤其在自贸区与临港新片区，一些政策的试点非常成功”。在上海自贸区，对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进口由审批改为备案，这是全国首次试点。“它加速了产品进口速度，让其能很快进入中国市场。而原来的审批，需要好几个月，流程很长。”姚键说，试点非常成功，并推广至全国，展现出上海在政策制度创新方面优越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

　　对标国际领先的城市，姚健认为，上海还需实现更多创新与突破。比如快消品、日化产品领域，个性化定制需求越来越多。这些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却在备案检验环节受制于现行法规。“在欧洲、韩国等地，已有配套法规、政策应对这类情况。而在我国，这个领域基本还是空白。”她说，“应对这些新情况，上海应当先行先试，在相关政策法规上做出突破。”

　　加快国际人才高地建设

　　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全面推进“五个中心”建设，上海需要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

　　数据显示，上海继续高水平创新人才集聚力度，截至去年11月底，累计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证》逾18万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3.2万余份，占比约18%，引进外国人才数量和质量均保持全国第一。

　　汪胜洋委员从科创中心建设说起，他认为上海的人才政策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一步探索前行，在人才定义、人才考核标准、人才评价体系等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发挥市场的作用。“科创中心的关键是要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人才尤其是企业人才应该由市场来评价。”汪胜洋说，从长远角度看，要注重培养创新意识，促进创新的可持续性，将上海打造成创新的人才高地。

　　民盟市委在关于加快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提案中也建议，上海需要加大对金融科技高端人才和复合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人才队伍规划和引进。鼓励金融机构围绕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制定金融科技人才和团队建设规划。

　　“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争夺的重中之重，其覆盖的产业之广、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对大国竞争重要性程度之高无可比拟。”市政协委员、上海国金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说，她以人工智能为例，“当今前沿科技创新都是依靠小微企业、市场化人才在不断创新创业过程中，摸爬滚打中发展起来的，宽容小微企业、宽容失败、宽容市场化人才是最基本的环境条件，一味要求高大上、国际化、高科技、高起点，本身就会扼杀这种创新的苗子。”

　　王俊说，上海应该聚焦重点人才，精准施策，形成有针对性的扶助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的人才支持政策。研究制定针对性强、精准度高的多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围绕境内、境外高端人才、稀缺人才、关键人才等分别制定办法，建立优质人才库。同时，聚焦产业生态，大胆松绑，为各类企业竞相发展营造环境。“要建立大小企业一视同仁、更加重视小企业，各类人才一视同仁、更加重视创业人才，各类技术一视同仁、更加重视最新技术的宽容发展的氛围，促进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配套的生态体系。”